能源危机引发欧洲产业转移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与挑战

发布时间：2025-07-05 21:15:03 来源：暗室不欺网 作者：时尚

原标题：能源危机引发欧洲产业转移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与挑战

来源：金融时报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危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欧洲分工是产业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战形成。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时间里，产业链的链面临重全球化布局以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为基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优的塑挑生产方案。由于其全球分布及高效运作，危机所有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布局的欧洲国家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产业产业近年来，转移战全球经济处于百年变局之中，全球在地缘政治冲突、链面临重数字大变革和绿色转型等时代背景下，塑挑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危机今年以来，欧洲能源供给风险日渐显著，不少欧洲企业开始停工停产，甚至转移生产阵地。如何看待供应链冲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冲击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未来我国该如何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与合作，在当下的时间节点，把上述问题回答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趋势

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调整按照其自身的内在分工逻辑一直在进行，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近年来，因为一些外部因素冲击，变化的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快。首先是疫情带来的影响，“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发生后，受贸易保护主义、资源民族主义等影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减速甚至分裂的趋势，从而对原本贯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的基础逻辑即“成本—效率”原则带来一些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形态出现了分散化、多中心化、本地化甚至阵营化。

赵昌文进一步解释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进一步引发全球产业链加速变革。一是疫情对全球生产、运输、交换、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冲击，致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紧张，抗疫能力成为决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吸引力的基础能力。二是大经济体基于对经济安全的考量，已开始改变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策略。三是产业分化持续加深：战略性、公共性产业部门与市场化产业部门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分工导向。四是与逆全球化的影响一致，中长期来看，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可能发生较大改变，向着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五是一些国家政策趋向“内顾”，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凸显了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其次，地缘政治局势以及能源危机也在重塑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对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等活动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地缘政治、能源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欧洲能源结构和产业链格局正面临重塑，并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乌冲突以来，一些对能源保障和价格敏感的行业如钢铁、石化、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其零部件等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出口订单转移甚至产能转移。赵昌文分析认为，这些制造业部门可能转移的方向是美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美国的优势在于相对更加稳定和较低价格的能源供给以及在生产安全和环境方面更低的要求，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其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从联邦到州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对欧洲企业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中国因为各方面的综合优势及其原本存在的商业联系，也是欧洲制造业理想的转移目的地。

从能源危机的角度来看，能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几乎所有产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中，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和价格水平直接决定生产的稳定性和产业的竞争力。欧洲要实现高水平的能源自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能源危机对欧洲制造业的影响是基础性、全方位和长周期的。一方面，由于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供给出现严重短缺、价格水平大幅上升，短期已造成不少能源密集型企业减产甚至停产，中长期必然会导致一些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重构和布局调整。另一方面，欧洲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目前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了重启煤电等阶段性的后退，能源结构必然会导致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这是否会进一步对欧盟自2026年起拟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等政策带来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欧洲可能经历阶段性的“去工业化”，但只要从自身出发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包括欧洲、美国和中日韩等国家在内全球制造业经历多次转移形成的“三大中心”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很难发生根本变化。

最后，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趋势。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一些资源的重要性会下降，另一些资源会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造成部分原本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相关制造业会逐步衰落，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可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徐奇渊认为，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般的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

新挑战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现代工业历经了近300年的发展，整体分工呈现越来越精细、协作与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制成品的贸易，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一个国家去。到2020年，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中，70%以上的贸易量是中间品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全世界的水平分工和区域垂直一体化整合虽然大幅提升了国际经贸水平，但仍然存在不少隐患。当前，全球产业链主要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思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表示，虽然全球化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财富最终集中到了某些国家和阶层手中，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美国、澳大利亚等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把问题导向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强对外国投资并购的监管；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让制造业回流本国。这种保护主义思潮对全球产业链的良性运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劲、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已经退潮。但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及全球经济分工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将继续支撑全球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方力量相互博弈和权衡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也将在技术、市场、成本、竞争和政府等多方因素的权衡下，寻找新的稳态。

二是国家间的竞争博弈。例如，美国屡次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大规模的贸易战。疫情发生前，日本突然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断供关键原材料，导致韩国半导体关键产业几乎面临停产。国家间的竞争博弈、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必然性。从我国的角度来看，美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各有优势，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但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昌文介绍称，美国为了迟滞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追赶的步伐，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产业链政策不断调整，相继采取加征关税等多种手段，其重塑全球产业链的战略也经历了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几个阶段。这些做法不仅可能冲击中国现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还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逐步陷入孤立。

三是能源与气候挑战相互交织，也将重构全球产业链。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技术成熟度持续提升，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为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发展路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了新方案。但全球产业链向绿色产业链转化，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绿色低碳技术影响分工格局的成本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将大幅提升。这一趋势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决议。这项机制与WTO规则兼容，是主要经济体中率先通过的碳关税正式决议。该机制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给予特殊待遇，而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属于CBAM执行对象，包括一些欠发达的正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可能面临额外约束。

四是生物安全威胁，就像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正造成的影响。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汽车、电子等集成度较高、供应链较长的产业。汽车、手机行业的许多跨国企业生产、供货都受到冲击，有的生产线甚至停产。然而，中期来看，汽车、电子产业难以发生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的特征是：新建产能需要大量资本，对工人技术有一定要求，还需要供应链网络匹配。例如，一般的半导体晶圆厂的投资门槛就要以10亿美元计。可见，上述行业要重新配置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中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黄奇帆提出，抗疫能力强、产业生产恢复快的国家往往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快速抢占一席之地。反之，部分国家疫情不断反复，产业链迟迟无法正常运转，就极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

新机遇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从无到有，中国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们需要看到新趋势、新挑战与新机遇并存。发扬优势抓住机遇，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掌握主动权。

就短期而言，地缘政治风险与能源危机下，天然气价格高涨下，国内外动力煤价格倒挂可能是中国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机遇。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能源供给减少，国际煤炭市场供应遭受冲击，导致国际煤炭价格显著抬升。在需求层面，近期欧洲能源危机下，天然气和电力紧张，煤炭需求有所增加。随着能源紧张加剧，国内外煤价同时迎来上涨行情，但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煤炭价格的倒挂现象。在国外能源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国内煤价远低于国外，对我国下游制造业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动力煤价格倒挂程度严重，国内的煤炭发电成本低于国外；另一方面，天然气发电成本比煤炭发电成本更高。当前煤炭价格上涨已经影响电力成本，而且煤炭也是钢铁等冶炼的重要原料，煤炭价格倒挂也会影响国内外原材料的成本差异。在海外天然气价格持续高涨时，动力煤价格倒挂是我国下游制造业替代德国、日本部分出口份额的窗口期。因为国内外煤价持续倒挂，将利好部分下游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需求趋势性回落的前提下，动力煤价格倒挂带来的竞争力提升更多是对德国、日本的出口份额替代，但这无法阻止出口的回落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背景下，中国面临产业外移、内迁以及区域重组的选择。但徐奇渊认为，每一个选择均有其正面和负面两种情形。如产业链外迁，过度外迁确实会导致产业的空心化，但合理的外移也是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有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过去10年中，中国产业链一直面临外迁的压力，但如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上升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存量在华外资业务角度来看，截至2021年，产业链外迁的压力也没有当时想象的那么大。赵昌文则表示，需要看到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我国具有多重优势，包括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成本、效率和利润是最基础的因素和影响全球产业分工的底层逻辑，资本和跨国公司对利益的追求从来没有也不会改变。因此，近几年即使全球经济在疫情中遭遇“逆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仍在持续增长。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资增长较快，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7%，高技术服务业增长19.2%。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实际上同跨国公司的布局密切相关，大部分FDI企业同时在从事加工贸易，因此FDI也是跨国公司引导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今年起，新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开始施行，清单条目进一步缩减，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对海外投资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

同时，亚洲产业链中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2000年至2017年，区域内贸易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40.3%升至46%，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亚地区。亚洲区域内贸易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化学和制药行业以及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行业尤为突出，区域内贸易分别占亚洲各经济体该行业总贸易的69.8%、59.3%和58.6%。而区域外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为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和其他运输设备行业，分别占亚洲该行业总贸易的82.6%、75.7%和73.5%。未来，在“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带动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全球供应链空间范围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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